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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犯罪的包括金融犯罪的本质，应该是前提法定性，刑事法定量。犯罪的本质在于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有没有社会危害性决定了行为是合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有没有严重的危害性决定是一个犯罪行为是不是犯罪行为。所以一个行为是不是金融犯罪，首先要弄清楚它是不是一个金融犯罪行为，确定了一个行为是犯罪行为之后，才能依据其犯罪的量究竟是一般量还是严重量，如是严重量，才会变成是严重犯罪，这是量变引起质变，易言之，“前提法”定性，刑法法定量，也是经济犯罪具有二次犯罪性，先违犯前位法，才可以在刑事上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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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角度看，银行是拥有产权十分清晰的独立财产法人，有签仃契约的自由，有以独立的人格自由从事一切合法经营活动的权力。我国国有银行与西方国家之所以不同，是由于政府通过行政程序组建而不是由各个财产所有者通过市场签仃契约形成的。在国家作为所有者与国有银行行长之间的委托代理合约关系中，国家与国有银行是"父子"关系，国有银行搭国家的"便车"享有特权。国有银行的合约关系没有调整或没有走上合约化之途，仍在旧体制下运作，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金融市场。金融活动主体的有限理性结果是金融行为异化，突出表现在金融活动中大量产生内部人控制问题，从而导致金融制度功能异化、金融生态劣化、案件频发。

　　我国金融案件执行难的主要因素

　　执行体制和机制有待于完善。法院强制执行作为一种公力救济手段，实质上其行使了司法行政权，是有别于司法裁决权的行政行为，所以实施“审执分立”是一次进步。但是“审执分立”后，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仍是监督指导关系，并未解决缺乏统一管理与协调的问题，难于形成合力抗衡新形势下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近年来，为解决这些问题，强调了执行权是司法行政权，各级纷纷成立了执行局，从运作情况、实施效果看，感觉仅仅是执行庭的“翻版”，提级执行、指令执行、交叉执行、委托执行等一些体现统一领导下的行之有效的执行方式方法，还未得到很好的运用。